【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】记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天华先生

黄天华说：“选择财政史，是因为兴趣；坚守 30 年，是源于责任。”

1978 年，黄天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。第一节财政专业课，老师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：“有关财政起源问题，前苏联从 1935 年一直争论到现在，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，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。”“财政从哪儿来？”“财政怎么产生？为什么要财政？”黄天华被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，对专业学科的兴趣由此而起。此后他刻苦攻读、努力学习，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《论原始财政》。

真正使他自觉走上这条艰难跋涉之路的，是 1982 年，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史研究生班，结缘马大英老师。马老师非常亲切，经常在温馨的聊天中阐述他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感人经历。马老师曾说，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史的话语权不在中国，而在国外！大部分完整的文献史籍资料，并不在中国内地，而在日本、法国、美国等诸多国家。

黄天华听了颇为震惊，中国财政史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？这深深地触动了黄天华的思想和心灵。他向马老师承诺：“不管我成功与否，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研究之路，我是走定了，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写。”

这一句承诺，黄天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兑现。黄天华说：“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兴趣，后来的几十年则是因为责任。作为一名人文社科研究人员，我必须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！”

1984 年，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，从事财政史研究。“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。我想用 30 年时间，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，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、官俸制度史、社会保障史、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。”“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条路实在太艰辛了。”黃天华的回忆无限感慨。

第一个拦路虎是“钱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，应用学科生气勃勃，史学研究却不景气；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，十年、二十年都有可能，所以在高校现有体制下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，也就是说没有经费可资助，研究者必需自掏腰包。

第二个拦路虎是“才”。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，诸如军费、官俸、皇室财政、文化教育、公共工程、公共事业、邮驿、漕运、宗教、社会保障、社会救济等等。所需史料几乎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，甚至包括民族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、哲学等资料。这对研究者的知识领域和集纳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

第三个拦路虎是“生存”。为了在高校现有的考核机制下保住教师的资格，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，以完成作为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。这让本来就不够用的时间更显不够！

面对三大拦路虎，黄天华有过困惑甚至退缩，但为了心中的学术，终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黄天华跟妻子约定：自己的工资不上交“家庭财政”，全部用于学术研究。这么多年，仅为了中国财政史花去的资料费就达19万元。而在黃天华的记忆中，为了坚持研究省吃俭用已经是生活中的常态。

黄天华面临的困境还有身体的每况愈下：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写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患上了心脏病，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，但要花 一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。当时，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，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。后来，又患上支气管破裂、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。在完成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的第二天，他开始咯血了。

该著作纵向跨度上下五千年，横向兼有哲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、文字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等几十门学科，其历史演进的深度和广度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，特别是人生时间有限，命运只给了他三十年的时间。

黄天华教授著作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

他说：“在国家规划办的资助下，在领导的尽力支持下，特别是在市委宣传部的大力帮助下，这本著作终于出版了。尽管它存在很多不足之处、也有较多缺陷，但我完成了‘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写’的承诺。倘若本书能够在祖国蓬勃发展的征程中、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中留下一颗小小的铺路石子，那将是我毕生的梦想和最大的心愿。”